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学校、教师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教师……

　　教育要回归常识和原点，新闻也要回到常识和原点。于是，有了我们诸多关于教育常识的系列调查和分析报道，我们试图以关键词为经，以报道为纬，织起“教育”这张网。

　　实践证明，每一个教育人，都必须回到“教育即人学”的本质上，回到新课程改革理念的大背景下，回到基于对生活和生命的尊重上，“从学生出发”，建构起以“新教师、新课堂、新学校、新学生”为框架，以课堂为中心的中国当代“新教育学”。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教育教学的真正变革，才能让教育焕发新生!

　　新的语境下，让我们重新回到原点，解读——

　　教师

　　教师是什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蜡烛?春蚕?还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者”?

　　不论从哪种角度看，教师这个职业都不普通。

　　它的不普通之处在于，它是教育的奠基者，它决定着国家和民族未来。所以，有了这句话，有什么样的教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民族。

　　但如此不普通的教师，却面临着形象两极分化的尴尬：一种是把教师看成高高在上的“灵魂塑造者”，把教师看作“蜡烛”和“春蚕”，在这种悲情的意象里，教师被刻画成默默耕耘的牺牲者、不求回报的奉献者，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而另外一种则是对教师的恶意丑化和贬损，似乎教育的一切问题，都出在了教师身上，都该由教师来负责。

　　更让人忧虑的是，除了存在着外界对教师角色的不解外，教师自身也缺乏对自我职业的认同感。“外人看来，教师有两个假期，其实个中甘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你实行素质教育少留作业，他们怪你耽误了学生;你补课多留作业，他们说你加重学生负担。老师真难当”;“教学这么多年了，每天忙忙碌碌，辛辛苦苦，都不知忙了些什么”。现在，职业倦怠成为教师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个别教师的确存在着某些师德问题。在有些地区的重点学校，一些教师课上有意不讲，课下相互“串通”起来，把给学生“补课”、“猜题”当成自己捞取外快、发家致富的手段!当下在某些地区，师德问题已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严重制约着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警惕“师德滑坡”问题!

　　教师到底是一个什么职业?为什么教师这个职业迫切需要明确其角色、良知、责任，明确使命、信念、道德?

　　有人说“角色即人格”，明确了教师的角色，便能厘清教育教学的诸多“关系”。

　　如何让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找准定位，转变角色?如何让教师重拾内心的幸福和愉悦?如何“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在本报的报道《教师：幸福在哪里》中，我们试图给出答案。读《看，老师们的寒假生活》便能体会在今天做教师有多么不容易。

　　除了工资待遇低、工作负担重，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教师正在功利社会和应试教育的双重夹击下进退两难。

　　一位老师说，如果我们把教书仅仅当成谋生的职业和手段，把教育的全部价值都维系于学生的“分数”和“升学”，而全然不顾学生心灵的陶冶和生命的成长，那么教师的教育生活就很容易变得单调而毫无生气，就会被琐碎的日复一日的“常规管理”、“知识传授”所桎梏。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就会降低，就会有厌教、弃教的念头。尤其是新课程改革的推行，更让一些教师因穷于“实操”，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对所从事的工作渐渐失去信心和兴趣，从而产生职业倦怠。因此，新课改必须更加注重推广新课堂的“实操经验”，有些教师曾经这样建议，既然杜郎口、昌乐二中等一大批课改学校改得好，又有具体实际的操作经验，为什么不大胆推广?比如，课堂的基本流程需要什么样?或者干脆从基于“学”出发，提供几个“通识”性课堂模式;如何评课，好课有哪些共性，等等。

　　是到了推进一场彻底变革的时候了!

　　一方面，要努力促进教师的观念转变，重新界定、认识、塑造教师角色;另一方面，教育主管和科研部门，也应该转变教育培训的观念和方式，给予教师切实可行的“技术”操作方式、方法。再也不能重复“旧教育”的老经验、老套路，因此我们才有了聚焦当代中国“最大”培训的《国培：改变中国教师》。

　　其实要解决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恐怕最好的方式不是“逼迫”教师如何如何，而是唤醒和找到教师的内在发展需要，把教师这个职业定位在“发展者”上。当然，这个发展，不是以牺牲学生的发展为代价的，而应该是谋求一个“两全其美”的最佳策略——“发展学生、成就自己”，这样的教师才代表着教育的全新希望。

　　教育的希望在“新教师”!

　　时代呼唤“新教师”!

　　新教师族群的多少，决定着中国教育未来的希望。

　　新教师是什么样的?毋庸置疑，他首先必须是一名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那么如何做，才能让学生喜欢?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本报有了《为什么，这样的教师不受欢迎》和《什么老师，最受学生喜欢》两篇报道。从“不受欢迎”到“最受喜欢”，我们试图为“新教师”勾勒图像。

　　照本宣科满堂灌、拖堂抢课抢时间、以分论人……这些都是学生眼中“不受欢迎”的老师。如何才能成为学生欢迎的老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本报发起的调查中，尽管读者发来的答案不尽相同，但有一些是共通的。诸如：有爱心，体贴学生，会倾听学生的心声，会鼓励赞美学生，不拖堂，不布置过多的作业……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相比于一些传统教师，一些“另类”教师反而更容易受到学生的欢迎。

　　为什么会这样?根本的原因在于，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教师的角色和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本报《张卓玉：一场哥白尼式的教育革命是否可能》的访谈里，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卓玉认为，现在的教师，要更多地发挥其组织者、引导者、评价者、合作者的作用。所谓组织者的角色，是强调教师组织课堂教学的能力。所谓引导，旨在强调是引导而非替代，引导学生思考，而非直接告诉结论。看到学生回答错误就叫停、就纠正，是对学生思维的一种扼杀。所谓评价，首先是欣赏，然后是点拨。

　　时代发展至今，我们需要的是从教育教学中发现快乐、感受幸福的“新教师”，我们需要的是常常被学生感动着，被自己激励着的“新教师”，我们需要的是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也发展自己、成就自己的“新教师”。

　　正如美国学者帕克·帕尔默的《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一书中所说的：“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学来自于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

　　与帕尔默观点相似的还有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陈大伟，他提出，成为学生喜欢的教师、家长喜欢的教师、校长喜欢的教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成为自己喜欢和满意的教师。就此，他给出了3个关键词：“尊重”，“责任”，“爱”。“因为尊重，我们和学生平等;因为尊重，我们接纳学生的处境和选择;因为尊重每一个学生，所以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因为责任，我们自律和敬畏;因为责任，我们担当和承受;因为责任，我们研究和成长……因为爱，我们倾情和呵护;因为爱，我们关心和鼓励;因为爱，我们信任和良善……”

　　教师是什么?只有真正明白了自己的角色和定位，自己的价值和内涵，才会为学生的全面发展着想，才会培养出更多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新人，才能减轻自己和学生的负担，才能建立真正以人为本的新型师生关系，让自己和学生都得到快乐。所以，真正的好教师一定是作为一个发展者而存在的。作为教师，请千万不要忘记这8个字：发展学生、成就自己。

　　教师的作用体现在哪里?他应该是一个点燃者、学习条件的提供者，或者一言以蔽之，教师就是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兴趣是最好的教育》里，武汉市鲁巷实验小学的“兴趣教育”，可能会为教师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启发。

学校

　　什么是好学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

　　但曾有这样一所“老学校”，它的存在似乎能给人一些启发，即教育家陶行知1939年在重庆近郊创办的育才学校。

　　在这所学校里，没有入学考试，没有升学考试，也不存在所谓的毕业问题。学校设立音乐、戏剧、绘画、社会、文学和社会等6个专业。陶行知亲自选聘了当时聚在陪都的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到育才任教，如著名诗人艾青、音乐家贺绿汀、历史学家翦伯赞、戏剧家章泯和美术家陈烟桥、张望，舞蹈家戴爱莲等。

　　更重要的是，这所学校既重视普通教育，又注重给学生以特殊才能的教育，鼓励学生创造性地学习，鼓励师生共同创造健康之堡垒、艺术之环境、生活之园地、学术之气候和真善美之人格。

　　在今人看来，育才学校绝对称得上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所特殊的学校，它是根据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而创设的。“它(育才学校)不是培养小专家。不是培养他做人上人。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干这特殊的教育。”陶行知如是说。他的目标很明确，育才学校不是培养“人上人”，而是培养“人中人”，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

　　但我们今天的学校，培养的是“人中人”吗?与陶行知的办学理念不同，一些学校走着一条恰恰相反的道路。

　　“祝贺学校今年中考平均分、优秀率的学生人数在县里名列第一”，“我校×××荣获××××竞赛一等奖，获得×××学校保送资格”，“我校今年又有××人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标语和口号，在每个暑期里都是高高飘扬在学校门口，提醒着路人该所学校的“优异”和“卓越”。

　　好学校是关注“小专家”、“人上人”的学校?好学校是培养更多优生，生产更多状元的学校?好学校是硬件最好、设施最完备、师资最强、升学率最高的重点校、实验校?

　　是不是时代变了，好学校的标准也变了?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和评价一所学校的优劣?由此，我们开始了调查和探究，于是本报有了《好学校是一方池塘》、《发现童年》等报道，我们试图回到教育原点，用最朴素的语言和案例来回答好学校是什么的问题。

　　在《好学校是一方池塘》这篇报道里，我们摒弃了以往“现实”的学校评价标准，用美国思想家梭罗在《种子的信仰》的一段话，给了好学校一个答案。

　　“如果你在地里挖一方池塘，很快就会有水鸟、两栖动物及各种鱼类，还有常见的水生植物，如百合等等。你一旦挖好池塘，自然就开始往里面填东西。尽管你也许没有看见种子是如何、何时落到那里的，自然看着它呢……这样种子开始到来了。”

　　在这里，池塘是作为好学校的隐喻而出现的，学生可以是“水鸟”，可以是“两栖动物”，也可以是“植物”，不需要你看见种子是如何、何时落地的，种子开始到来了。这就是“自然”的力量。

　　不独梭罗这样认为，陶行知在《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一文里也有类似的观点，“(我)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就必须给予适当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养料，并扫除害虫。”

　　无论是池塘里的水生植物，还是破土而出的幼苗，“好学校”的价值，其实就体现在为学生创造一个好的生态环境，给他们适当的阳光、空气、水分、养料……让他们快乐幸福地成长。

　　是的，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所说“教育即自然生长”，这才是学校存在的本义，这才是学校存在的价值，这才是学校存在的目的。好学校不应该是培养考试机器和听话的奴仆的地方，而应该是培养身心健康的人和现代公民的地方;学校不应该是“文明的监狱”，而应该是学习的乐园、创造的天堂。而很多人理想中的巴学园，从本质上说，又何尝不是一所崇尚自然教育、顺应孩子们自由天性的好学校呢?因此，本报建议学校应该回到办学的“最初”，从原点上思考，才有了这样的一篇报道——《教育：从身体出发》。

　　现实里，有多少学校符合这样的标准?

　　在本报《武钢三中：为未来而教》的报道里，湖北武钢三中校长周新华认为，“当前学校功能的发挥发生了极大的偏差”，“被过分强调的学校选拔功能使得学校在促进个人发展方面的功能难以发挥，在残酷竞争的环境下，学生的人格遭到扭曲，极大地损害了一代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而武钢三中立足“为未来而教”，首先就要让学生明白，是为未来而学，为自己的未来，为祖国的未来。高尚的道德情操，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决定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走向。

　　学校要不要去承载一些“宏大”的使命，又如何去接续伟大光荣的“传统”?

　　在《红色学校寻访》的报道中，大多数有着红色“血液”的师生们认为，教育需要重铸信仰、重铸灵魂!

　　“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这是陶行知的名言，在本报《学校的产品是什么》的报道里，山西省临汾市新立中学校长李延杰狠抓课堂，他说学校的产品是课堂，对课堂负责才是对学生负责，他立志要把自己的学校办成一所让师生向往的地方。李延杰的名言是“课改很难，但改起来就不难”。办学，其实考验的是校长的行动力!

　　“一个让学生和老师都活得很累的学校，绝不是一个好学校，一个让学生和老师都觉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学校，也一定不是一所好学校。”在本报《雅行教育的六大追问》里，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小学校长王淑芳如是说。在她看来，一所真正的好学校，应让多数学生学得自主，学得愉快，学有收获，不断有体验成功的机会。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教育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学生和老师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有自己的感情、思想和尊严的人，然后才是学生和老师，他只有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才能正常地学习或施教，才能做出其他的一切。因此，毫不奇怪，在我们非正常的教育中，真正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十分少见，大多数人只是智力的某个狭窄方面——机械记忆和逻辑运算能力获得了畸形发展，变得越来越像机器，越来越没有人性。

　　正如我们在报道中所说的，做正确的事情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方向错了，只能离目标越来越远。

　　欣喜的是，还是有一些学校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本报《发现童年》的报道里，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西下池小学的生态教育记录，让我们看到另一种教育景象：

　　西下池小学有19个文化景观。在这个只有七八亩大的袖珍学校里，有秋千、沙池，有“数阵”、“地棋”，有“和平鸽苑”、“吉祥兔屋”，有松树、柿树、樱桃树、梨树等28种树木、11种农作物，以及学生亲手为鸟儿搭建的“鸟巢”，可谓“一步一景，处处皆文化”。

　　西下池小学甚至专门辟出一块狭长的空地，每个季节都会种上不同的农作物，有麦子、谷子、玉米、花生、芝麻等。这些植物组成的生态园是孩子们的“露天教室”，他们每天都会去看望、观察和陪伴着这些不说话的生命，并精心照料它们。

　　这是一所追求孩子“自然生长”的学校，一所充满“爱与自由”的学校，一所充满诗意的“故事校园”。在这里，尊重与平等、规则与界限、倾听与接纳、自然与人文，实现了期待中的平衡。

　　这样的校园，才是学生最留恋的地方;这样的校园文化，才会滋润孩子的心灵。在西下池小学，“处处景点会说话，面面墙壁都育人”的观点深入人心，成为共识。相比之下，其他学校千篇一律的“团结进取，严肃活泼”的校训、班训，千校一面的名人画像、名人警句、标语口号，怎么会让学校“生动”起来，怎么会让学生喜欢起来?

　　学校必须为儿童的成长“创设”和“提供”条件。而学校文化就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为种子的发芽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文化，为学校立魂，你的学校，有“魂”吗?

课堂

　　今天，你会上课吗?

　　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教师，肯定会遭遇“不解”乃至“嗤笑”。作为一位教师，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上好课，这个问题是问题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新课程改革深入实施的今天，上课越来越考验着每一位教师的“功力”。

　　在《中国教师报》的读者论坛上，教了10多年书的马老师大倒苦水：“我无论怎样用功备课，怎样精讲细讲，怎样热心辅导，总有部分学生不买账。那些厌学者，要么在课上看课外书，玩游戏;要么心不在焉，无精打采;要么懒洋洋地敷衍塞责。任凭老师讲得天花乱坠，学生就是无动于衷。我的课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就是传统课堂的问题，在本报《什么是真正的高效课堂》一文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刚平认为，高效课堂是相对于“低效”、“无效”以及“负效”的课堂教学而言的。高效课堂的“高效”体现三个指向，即“效果”、“效率”和“效益”的结合。“效果”指教学结果和预期教学目标的吻合度，反映课堂的“扎实”，不能偏离或有悖于教学目标;“效率”指取得的效果与投入时间、资源的关系，追求投入的消耗最低化和取得效果最优化，反映课堂的“充实”;“效益”是教学过程及结果的整体收益，反映课堂的“价值实现”，从整体上能实现学生的发展价值。高效课堂的产生是这三方面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高效课堂正是在对传统课堂弊病的批判与矫正的基础上诞生的。事实上，不解决课堂效益的问题，正如本报调查发现，只能导致学生的学业负担越来越重，《作业还是“作孽”》就是一篇声讨传统课堂的檄文!可谁都知道，传统课堂有问题，非改不可。可如何改?或者说课改到底是在改什么?本报再一次带着问题走进杜郎口、聚焦杜郎口，《杜郎口，到底在改什么》，明确向读者们解答了这个一直困惑很多人的问题。作为高效课堂的策源地，杜郎口给了我们不一样的课堂。其实，除了杜郎口，河北省兴隆县六道河中学——一所总理听过课的普通农村学校，也有《不一样的课堂》，“六道河”和“杜郎口”均属于相对偏僻的农村学校，他们共同的经验是首先把学生当成“人”，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习成为学生自己的事情;把“教室”变“学室”，把“教材”变“学材”，把“教案”变“学案”，把“教学目标”变“学习目标”，把“讲堂”变“学堂”，他们最大限度地把课堂还给学生，通过对话、合作、展示，让学生真正得到了解放，收获了成长。

　　“高效课堂关注的是学生在课堂上学到了什么，而不是教师教了什么和教了多少。所以衡量课堂高效的唯一标准就是学生获得的具体进步和发展。”吴刚平这样强调。

　　传统课堂基本是“教中心”，属于教师课堂;新课堂是“学中心”，属于学生课堂。传统课堂是围绕“教”建构的体系，新课堂是围绕“学”建构的体系!而从教到学的转变，不亚于一次大地震。

　　过去，不少教师尽管也一直强调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强调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但是在内心里，或者在课堂行为表现上，总是或有或无、若隐若现地表现出“越位”。课堂上补充补充，总结总结;课下，给不会的孩子“开小灶”;课间，再给大家补补课，出个问题考考大家……与“越位”孪生的总是“缺位”，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调动学习积极性、开发学生学习能力等教育教学的关键环节，教师真正有效的引导还远远不够。

　　“你的课堂‘还权’了吗”，这是本报现代课堂周刊策划的一期选题。针对很多一线教师仍然对如何落实学生主体感到茫然的问题，山东省昌乐二中校长赵丰平给出了非常简单的4个字：开放课堂。“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我要说，给90后的孩子一个支点，他能把整个宇宙掀翻。90后孩子开放、自信、大胆，他们身上的这些普遍特质，是课堂主体落实最好的软资源。让学生学习自主，同时还要管理自主。把研究权和评价权都交给学生，让学生成为教育创新的主体，促进学生自我设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让学生快乐成长，全面协调发展。”

　　本报在《李镇西“突破”》的报道中，引用了特级教师李镇西的两节“研究课”，解读了用不同教学方式上课，达到不一样的学习效果的案例。

　　这两节课，一节是“不讲的课”，一节是“讲的课”;一节是“自主课”，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着导学案自主学习，一节是学生预习，朗读，教师逐字逐句讲解翻译。为了“检验”，次日的早读，李镇西突然袭击，组织前一天上过课的两班学生同时考试。结果，“不讲”的那个班，学生平均分86.24分，而“讲”的那个班，学生平均分是71.9分。

　　从对比中不难看出，“讲”的效益抵不上“不讲”。这样的一次测试结果证明，教师讲得再生动传神，都无法取代学生的自主学习。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刘良华说，“如果说有效地解决知识困惑是一堂好课的标志，那么，教师引领学生自主学习，就是一堂好课的最高境界或终极使命。帮助学生是教师的天职，但真正的帮助是让学生‘摆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依附’。”

　　一堂好课的话题虽然复杂，但还是可以从“复杂”中找出一些“简单”的要素，比如好课是学生自学的课;好课是动静结合的课;好课是注重展示的课;好课是师生相长的课;好课是注重情感的课。

　　几乎教育领域所有的改革，最终都要回到课堂上。不得不提的是，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杜郎口中学的成功引发了空前的课改“模式热”，越来越多的课堂模式应运而生。综观这些课堂模式，不难看出，课堂流程各有不同，思维主线却惊人—致：动态学习——情境交流——自由表达——智慧引领。课堂追求也殊途同归：先学后教，以学定教。

　　但与此同时，也有人对课堂模式提出了质疑，在本报的《中国课改模式“样本”调查》一文中，一些人对模式最大的质疑莫过于，模式会限制个性，阻碍艺术，妨碍创造。

　　那么，课堂到底需不需要模式呢?模式能解决课堂业已存在许久的症结吗?

　　对此，福建师范大学教授余文森认为，教学有效性是追求的目标，模式是一种必要的措施。采取哪种模式是要服从和服务于教学有效性的，模式也是可变的，有效性才是我们的追求。

　　事实上，对于目前中国的教师来说，如果不遵循规律，随心所欲地去展示自己所谓的“教学艺术”，那么这种教学对学生来说就不是艺术，而是一场灾难。我们最缺的不是教学的艺术性，而是教学的科学性。而模式就承载着这样的科学性。

　　当然，模式与模式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模式只是一个框架，不应该规定所有的教学过程和教学细节，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教师应该有不同的风格。否则就是模式化。

　　所以，今天我们尤其要警惕模式化。当我们在倡导模式、强调方法与途径的时候，请不要忽略了模式背后承载的理念与文化。当我们在强调“少讲甚至不讲”的时候，请注意少讲定位于精讲，定位于点拨与引领。当我们在强调改革的时候，要警惕课堂教学改革一味“创新求异”的模式化，而是要回到“先学后教、少教多学、以学定教”的原点，捍卫常识……

区域

　　2009年“区域均衡”成为中国教育的一个热词

　　就是这一年，在河北邯郸召开的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了义务教育工作的新目标，要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以县域内实现均衡为工作重点，大力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毫无疑问，区域教育均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正如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处李奕在本报刊发的《教育个性化 办学特色化——区域教育生态发展的若干思考》一文所提到的，均衡不是平均，均衡的状态是和谐，目标是各得其所地和谐发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途径，需要每一所学校、每一位教师，甚至全社会的家长和学生的广泛参与来实现。因此，努力构建每个学生、教师和家长内心深处的教育幸福感，是均衡发展的最显著特征。

　　区域教育均衡不仅包括硬件均衡，还包括软件均衡，而让每个学生、教师和家长内心盈满幸福，就是软件均衡的目标。

　　如果说硬件均衡，可以通过政府加大投入的方式去实现，那软件均衡又将通过什么样的举措去实现?

　　在本报的《解读教改“深水区”》一文中，中国教育学会初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李锦韬给出答案：如今教育中的“减负”问题、择校问题、义务教育均衡问题等，往往只是在做表面文章，没有深入实质去研究问题。走向“深水区”发展，就要解决最根本的机制问题。如果不在课堂上突破，不在质量上突破，那么均衡发展都是空的、假的。课堂教学改革必须真正地以学生为主体，解放学生，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能否把学生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是未来几十年，世界科技革命当中教育面临最难的课题。如果这个无法突破，那么我们的教育改革将无法成功。

　　“课堂均衡则学校均衡，学校均衡则区域教育均衡。学校的产品是课堂，是课堂生态。我们应该通过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拉动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以课堂教学改革促进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从根本上实施区域内每一所学校‘集体致富’的真正均衡。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把课堂还给学生，保障学生的学习权，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从而促进学生成长方式的转变。”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田保华在专栏文章《2011年我们期待什么?》里如此期许。

　　郑州不仅提出了“课堂均衡”，更在行动中努力实现“课堂均衡”。

　　2010年，本报以《郑州变法》为题，报道了河南省郑州市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创新实践。应该说，制度的变革进程很大程度上考验着基层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智慧，是被动应变还是主动求变?是修补还是重建?是方法的改良还是系统的再造?而郑州变法的核心就在于课堂，他们敢于“系统再造”，以六大举措作为基础保障，促成了区域课改的整体推进。

　　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课堂均衡则教育均衡，便有了河南安阳殷都区关于区域课改“殷都试卷”的精彩解答，更有了曾经的义务教育均衡示范区——河北省邯郸市全面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的华丽转身……

　　而这些地方，之所以取得区域课改的突围与成功，有着相似的成功要素：锁定课堂、领军人物、机制保障、评价引导。

　　课堂教学改革是区域课改的核心阵地，区域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教育发展的内涵式均衡，都必须锁定课堂这个主阵地。

　　除此之外，领军人物更是成为区域课改推进的关键所在。在国家关工委教育专家指导中心副主任、上海建平中学原校长冯恩洪看来，一个人群的水平实际上就是领头人的水平。教育改革的经验，从区域推进的角度来说，考量的是地方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的施政智慧。

　　在《区域课改的“殷都试卷”》这篇报道里，我们听到了“课改书记”——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区委书记李南沉很多精彩的语录：

　　“我们推行改革，是为了让孩子们不再厌学，不再逃学，不再撕书。”

　　“改革不能等，我们的孩子等不起，我们的教育等不起!”

　　“我们要有一种气概，打不开保守的大门，就把房顶掀掉!”

　　“改就要大改不能小改，要系统改不零碎改，要深改不能浅改!”

　　仅仅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李南沉就写了关于课改的十几篇文章，他还亲自推荐和参与教师读书计划，领导和制定殷都区教育发展规划，尽可能参加教育系统组织的各种会议，他甚至每周都要深入课堂，和老师们一起听课评课……

　　殷都课改一下就动起来了。

　　如果说，李南沉给自己的定位是做这场区域变革的护航者，那么郑州市教育局长翟幸福给自己的定位是：“前做引领、后做后盾，中间插上翅膀”，即敢于成为新理念、新思想、新教育的引领者。重庆市丰都县教委主任李志坚给自己的定位是“先锋官”，在《主政者要做课改“先锋官”》一文中，他提出，有了教育主政者“先锋官”式的身先士卒，整个区域的“课改”和师训就不会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会议上，而将发生在全区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身上。有了教育主政者的率先垂范，全县必将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磁场，吸引所有教师自觉自愿加入到课改中，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有了领军人物，接下来才会有机制保障。在《打造高水平的15年教育体系》里，我们报道了河北省三河市用区域教研助推区域课改的机制。自2006年起，三河市建立了东、南、西、中四个区域教研组织，以专业引领、校际会课、专题合作、专家会诊、主题论坛、教学互访和开放共享等形式开展工作，形成了教研室、区域、学校三位一体的教育教学指导模式。三河市区域教研实行中心校负责制，立足课堂教学，以活动为载体，以展示交流为主要形式，以区域内困扰教师专业发展的典型问题为课题，落实教研员分片负责、上下联动的责任机制，加强对区域教研工作的指导与监督，逐步形成了“征集问题—确定主题—主题研究—课堂展示—课后反思—交流研讨—及时总结”的系统区域教研模式。无独有偶，山东省高青县，也是最大化发挥教研室功能，通过扎实有效的教研活动，借助“五步导学法”教学模式，让课改理念真正落地，让受教育者都能在课堂上获得成长与发展，从而走出了一条区域教研助推教育均衡发展的新路子。

　　评价是引领也是方向。对于一个区域来说，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便制定什么样的评价制度。在本报《“智慧转身”后看“奇峰竞秀”》里，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教育局局长朱慧摒弃了传统评价体系的负面效应，从学校发展、教师发展和学生发展3个维度考评学校，做到既看起点，又看过程;既看终端显示，又看主观努力。不仅如此，江宁区提出了3句话的评价标准，“常规工作看规范，特色工作看创新，整体工作看进步”。进步得越快，进步的方面越多，这个学校效能评估得分就越高。

　　“多一把尺子就多一批优秀的学生;多一些舞台就多一些才能。”朱慧常说。而如何提供尺子，提供舞台，就是教育主管部门努力思考和工作的方向。

　　当然，区域评价之路并不平坦，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副主任王晓燕在《解读教改“深水区”》一文里，特别强调，区域教育均衡需要建立相应的地区和国家评价标准。根本上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改革举措便无法真正落实好。制度缺位、政策滞后不完善是各种难题的根源，处理好这个层面的问题，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不能奢望一夜之间、一剂“灵丹妙药”就能顺利解决所有问题。

　　“课改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是很多课改学校的感慨。一校课改都如此之难，更何况是一个区域的整体课改?”这是本报报道《区域课改的“殷都试卷”》编者按中的一段话。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很多区域迷茫于操作的策略，缺乏行动的智慧，受限于无法改变的“体制”。于是，也便有了很多无奈与感叹。

　　面对这种无奈和感叹，我们更需要的是行动，更需要从一些成功的区域经验中，梳理出区域课改推进的行动策略，进而付诸实践。正如翟幸福所言，课改的关键是观念，观念的制造者、执行者和落实者是人。因此说，课改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而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教育局长任永生更是这样呼吁：“唤醒教师的教育信仰，更新教师的教育观念，改变教师的教学模式，是当前教育工作的3大重点，也是3大难点。”

　　为了破解教育公平难题，为了择校不再成为热点，为了一方百姓的幸福，我们不应该再一味抱怨体制、机制，而应该认准目标，积极行动起来。

　　做永远比想更有价值。